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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衛 張恒: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公”“共”思想智慧
發布時間:2021-11-10 10:03  作者: 楊金衛 張恒        來源: 《大眾日報》2021年11月9日 閱讀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深厚、內涵豐富,其中許多概念、觀念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不僅在歷史上塑造了中國人的性格、中華民族的精神,推動了歷史發展與進步,而且具有解決當下社會問題的潛質。對這些概念、觀念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古為今用,可以形成適應新時代的思想觀念、精神品質、道德風尚、行為規范,引導人們形成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新生活方式。例如,傳統的“公私之辯”蘊含的“公”“共”思想,就有助于今天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與社會氛圍。

從歷史上看,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就有了“公私之辨”。盡管儒、墨、道、法各家討論公私問題的角度不同,但主流觀點都以公為善、以私為惡,崇尚“大公無私”“崇公抑私”“公正無私”“至公無私”“公而忘私”等價值觀念。尤其是儒家,一以貫之地體現著“崇公非私”的價值導向。孔子在講到為政之道時曾說:“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公則說”,就是說推行公道,能使人心悅誠服。孟子在論及井田制時曾說“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還引用《詩經》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詩句來表達“先公后私”“以公為重”的觀念。荀子的基本觀點是“公正無私”“志愛公利”(《荀子·賦篇》),并把它作為處理君主關系的基本道德要求,即道德上要“公義勝私欲”,政治上“公道達而私門塞”,選人才要舉“公正之士”,討論問題要“以公心辯”等。西漢時期戴圣編纂的《禮記·禮運》篇更是提出了“天下為公”“大同”等經典論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時代“公有”高于“私有”,“天下為公”是大同時代的重要特征。這種 “天下為公”的理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傳統的“公”“共”思想與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道德風尚、行為規范等是相通相融的。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并不斷深化,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集體與個體、公域與私域之間也在不斷碰撞,人們很容易從集體至上的“集體主義”這個極端走向個人至上的“個體主義”另一極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信仰迷茫問題、經濟生活中的誠信缺失問題、社會生活中的自私冷漠問題等都是具體表現,給社會治理帶來了許多困擾,給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我們必須結合時代與現實的要求,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發掘相關的思想資源,為當前各種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實際上,無論是從“集體主義”走向“個體主義”,還是從“個體主義”回到“集體主義”,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從本質上說都是“公”“私”關系的失衡,新的解決方案應該既能治理當前“個體主義”的弊病,又不能完全走回“集體主義”的老路。這需要我們對優秀傳統文化相關思想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推動形成新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思想觀念。傳統的“公私之辯”以及體現在“公私之辯”中的“公”“共”思想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和借鑒。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豐富的“公”“共”思想,對于治理今天的“自由主義”“個體主義”弊病具有重要的思想意義,但與此同時,也要防止由走向不切實際的“崇公抑私”甚至“崇公滅私”。如何同時實現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雙重保護和兼顧互濟,這是發掘、轉化、發展傳統“公”“共”思想時需要深入思考和值得關注的問題。實現傳統公私觀念的現代轉化,需要超越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從辯證統一的關系中把握公與私,不是非此即彼地“崇公非私”或者“崇私非公”,而是在合理界分公私基礎上,努力在二者之間不斷地尋求或維持一種“公私兼得”“公私兼顧”的動態平衡,既促進社會公共生活,又關照適度合理的個人生活。這對于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意義重大,也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我們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下來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這就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和路徑,就是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立足新時代新階段,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通過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讓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以更加多元的方式推進社會治理,并且更加公平地享受社會治理成果。“共建共治共享”正是對傳統“公”“共”思想的轉化與超越,也是推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要想實現傳統“公”“共”思想向“共建共治共享”現代治理理念的轉化,必須要走時代化、大眾化道路。

必須面向時代、回應訴求,走時代化之路。從時間維度上講,傳統思想資源本是歷史的存在,要將其轉化、發展為現實的存在,就必須使其面向時代,回應時代與人民的訴求,在這種回應中提供方案、接受檢驗。山東濟寧的基層社會治理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的各類矛盾糾紛、信訪訴求、投訴舉報,濟寧深入挖掘儒家思想文化資源,將“仁者愛人”“禮之用、和為貴”等思想精髓融入社會治理,創建了市縣鎮村四級“和為貴”社會治理平臺,推動政治、德治、自治、法治、智治有機結合,初步形成了“人人和氣、家家和美、處處和諧”的社會氛圍。

必須資源共享、全民參與,走大眾化之路。在空間維度上,傳統思想資源的傳承發展既不能局限于某些地區,也不能局限于某些階層、某些群體,必須全民參與、共建共享,使之深度融入大眾生產生活、學校社會教育與地方社會治理,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樹立與培養。比如曲阜自2014年開始舉辦“百姓儒學節”就是很好的嘗試,他們提出“百姓設計、百姓組織、百姓參與、百姓評判”與市場化運作原則,其間祭孔大典數千名代表不再只是官員與孔氏宗親,而主要由工人、農民、學生等群體組成,體現了全民參與和共舉共享。只有堅持“全民參與”理念,豐富主體,創新形式,才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動局面。

總之,要通過“兩創”將傳統的“公”“共”思想轉化為“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理念,使這些理念深度融入大眾生產生活與地方社會治理,逐步構建起從城市到鄉村、從廟堂到市井的實踐養成體系,將傳統文化中思想智慧轉化為新時代的解決方案。

(楊金衛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山東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張恒系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

編審: 凌琪      責任編輯: 李鳳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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