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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可國: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八大社會氣象解讀
發布時間:2021-01-21 16:44  作者: 涂可國        來源: 《學術界》2020年第12期 閱讀量:

摘要:儒家塑造了君子理想人格的社會氣象,它是儒家人學及其人格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對儒家來講,君子氣象表現為八個方面。 一是忠恕君子。儒家認為作為具有較高才智、德性和能力的君子,要模范遵循關愛他人的忠恕之道。 二是寬厚君子。儒家言傳的君子,呈現出厚德載物、不知不慍、求諸自己、寬以待人和赦人之過的博大胸懷。 三是仁德君子。儒家主張作為仁智兼具的君子,要重仁、近仁、向仁和行仁,做到以仁制欲和事君志于仁。 四是情義君子。儒家所倡導的君子,是那種能夠堅持義以為上的原則、能夠堅守人間大義和重義輕利的人。 五是謙謙君子。對儒家來講,君子應當如同英國古代的紳士那樣,講究禮貌謙遜、行為文明,做到舉止彬彬有禮。 六是誠信君子。在儒家看來,君子是一個講求誠信倫理的人,表現出訥言敏行、口惠實至和能為可信的氣度來。 七是中和君子。儒家從貴和尚中的理念出發,要求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不爭不斗。 八是親民君子。儒家強調作為有德有位的君子,應當堅持“以民為本”,展現出愛民、為民、利民、利國和心憂天下的利他主義情懷。

關鍵詞: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社會;氣象


儒家闡發的君子之學內容豐碩,包括君子人格理想的本體依據、君子結構的構成要素、君子的外在表征、君子的社會地位、君子的規范準則、君子的胸懷境界、君子的存在形態、君子的價值觀念、君子的精神情感、君子的修身工夫等,而君子社會氣象思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儒家塑造出八大君子理想人格的社會氣象,這就是忠恕君子、寬厚君子、仁德君子、情義君子、謙謙君子、誠信君子、中和君子和親民君子,下面筆者一一加以解讀。

一、愛人:忠恕君子

儒家從多種維度確定了君子應當具有愛人、利人的優良品質。

1.以孝悌為本

在孔子弟子有子看來,由于本立道生,因此君子必須專事于事情的根本,尤其要掌握孝悌這一行仁的根本,為履行仁愛他人的道德義務奠定實踐基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不論是作為儒家倫理的核心要義“仁”,抑或是為仁愛奠基的“孝悌”,無一不彰顯了君子利他主義的道德情懷。

2.成人之美

筆者已經對儒家的成人之學關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的倫理思想作了探究,這里側重于從君子人格氣象的維度對其進一步加以闡釋。

《禮記》從君子治民的角度引述孔子的話借以表明君子舍己為人的道德價值取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后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孟子強調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如此雖然體現了圣人的成人之道,卻也指向君子之道,而他正是從堯、舜、禹古圣先賢的與人為善事理中推出了“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的道德戒律。

荀子闡發了“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荀子·不茍》)的向上向善美德。他說:“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于舜、禹,參于天地,非夸誕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荀子·不茍》)對于荀子而言,君子往往根據道義隨機應變并決定事情的是非曲直,他推崇別人的德行,贊揚別人的優點,并不是為了獻媚;他基于公正的議論直接地指出他人的過錯,并不是出自誹謗挑剔;他贊美自己并不是為了浮夸、欺騙。君子不論是揚人之善抑或是責人之過,均是出于正義、公心和良善的動機,是出于幫助他人自我完善、自我進步以成人之美的他人導向責任心。

3.修己安人

儒學本質上是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辯證統一,這一點在其君子觀上同樣得到了充分展現。孔子的君子之學固然把有德有位的君子的修己置于重要地位,但是它認為君子修己的根本目的不僅是為了獲得別人的尊敬,更是為了使他人和百姓得到安樂: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

由依此遞進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三大內容所構成的君子之道,很好地詮釋了君子他人主義的倫理情懷和擔責意識,它既現實又高遠;加之天下之大、世道之繁,即便堯舜之類的圣賢其治國平天下的治理也未必完全能夠做得到。

4.敬以直內

《周易》主張君子要用恭敬之心端正自己內在的思想觀念,用道義規范自己外在的行為:“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周易·坤卦·文言傳》)。然而,儒家不僅講君子敬己,也講君子敬事、敬人。子夏推崇的為政之道和君子之道就力主君子做事之前必須取得別人的信任:“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后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論語·子張》)有位有德的君子,對下要役使百姓,首先必須取得他們的信任,否則他們就會以為是在虐待自己;對上要對君主進諫,首先應當獲得他們的信任,否則他們就會認為是在誹謗自己。顯而易見,不論是“信而后勞”,還是“信而后諫”,均顯現了對他人人格、思想等的尊重、尊敬,這兩者既是有效的協調人際關系的政治智慧,也是合理的處理己他關系的政治責任和道德義務。

二、容人:寬厚君子

《周易》創發了“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坤卦·象傳》)的光輝命題,它從天道與人道合一的思維出發,塑造了華夏子孫博大、寬容的君子般情懷。后世儒家一般性地揭示了忠恕之道,《大學》在論證治國在于齊家思想時同樣提出了“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的“絜矩之道”。儒家不但倡導所有人都應當涵養自己寬以待人的品格,而且尤為重視君子寬以待人、善待他人的忠恕之道。

1.不知不慍

對人寬容既是一種君子的優秀人生態度和高尚境界,也是一項君子對待他人的倫理責任,因此《論語》首章孔子就提出了“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的道德情感。別人是否了解我、理解我,這不是自己所能左右了的;要做到他人誤解我,甚至冤枉我卻不惱怒實非易事,大概只有具有寬容之心和博大胸懷的君子才能做得到。猶如朱熹所說:“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當然,君子之所以能夠做到“人不知而不慍”,之所以能夠寬容別人,還在于孔子闡明的君子特別注重自責,更愿意從自身尋找不應惱怒的根源,這就是他所說的君子擔心自己無能而不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論語·衛靈公》)

2.求諸自己

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君子要求自己而小人總是要求別人,而其深層意旨則是君子遇到問題、出現差錯時注重從自身找原因,體現了自我負責、自我擔責的人生態度;而那些小人一旦出現差錯、碰到挫折總是想方設法歸結為別人的過錯,力圖撇清自己、推卸責任,從而缺乏自我承擔的勇氣和魄力。

董仲舒依據由“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等思想觀念構成的仁義法,以及“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的己他觀,強調君子要注重“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后辨乎內外之分,而著于順逆之處也”。主張君子必須堅持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做到像孔子所說的那樣“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論語·顏淵》),培育“躬自厚而薄責于外”的寬容精神。

3.寬以待人

《周易》創造性地提出了“君子以容民畜眾”(《周易·師卦·象傳》)的寬容理念,孔子弟子子張忠實地繼承了這一君子觀,指出:“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論語·子張》)子張認為假如我是一個賢人,那么對別人無疑要寬容;假如我不賢良,那他人就會拒絕我,而且我自己也沒有資格拒絕別人;出于此,君子就應當尊敬賢人、容納眾人,并且要學會贊美好人、憐憫能力差的人。

說起君子的寬以待人品格,不能不提及荀子君子之學的獨到見識。荀子崇奉的為人之道是:

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荀子·不茍》)

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眾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荀子·非相》)

君子用墨線約束自己,因而完全可以成為天下人效法的楷模;君子用渡船似的胸懷接待別人,所以能夠寬容人,并依靠眾人而成就天下的大事;如此一來,君子能夠海納百川、兼容并蓄,不像小人那樣自己無能就嫉妒人、有能就驕傲自滿;君子自己賢能而能容納無能的人,并且寬宏大量、平易正直且開導他人,如若自己無能,則恭敬、謙讓且謹慎侍奉別人;君子聰明而能容納愚昧的人,見聞廣博而能容納膚淺的人,心靈純潔而能容納品行駁雜的人。顯見,荀子在此側重于贊揚君子容人的心胸,而非頒布君子應當怎么做的義務誡命,然而,荀子如此肯定君子的所作所為,必定意味著他對君子寬以待人、兼愛眾人責任的大力倡導。

即便對小人,朱熹也贊許可以也應該給予寬容。根據現實政治經驗,他認識到君子無害于小人,可小人常常對君子產生很大的傷害:“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禍常大”,因而強力主張要去掉小人,但是他也肯定君子應當寬恕小人,只是必須要看正當不正當,千萬不可過當:“圣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

4.赦人之過

《周易》云:“君子以赦過宥罪。”(《周易·解卦·象傳》)君子并非十全十美,他也會犯過錯,但是他就像子貢所說的那樣對自己的過錯從不加掩飾,而像日蝕月蝕一樣公開、透明,所以如果他改過,民眾會一如既往地景仰他:“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反過來,對于別人的過失,君子總是基于關愛的情感給予寬容,而不是苛刻地追究其責任。據《論語》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論語·微子》)

周公對長子魯公伯禽提出了三條做事的政治倫理:作為一個君子,第一不要怠慢自己的親族之人,不要讓大臣埋怨不任用、信任他們;第二對自己的舊臣老友,如果他們沒有很大的過失,就不要舍棄他們;第三對任何人都不要求全責備。從不施罪于人到不使大臣埋怨,從不輕易遺棄故舊到不求備于人,無不體現了周公關于君子應當寬以待人的政治胸懷,而“故舊無大故,則不棄”更是彰顯了君子赦人之過和善待他人的良好氣度。

三、尚仁:仁德君子

儒家的仁學把仁視為人的道德本源和本根,而仁的本質規定就是愛人——既愛自己又愛他人,“仁”最為充分地體現了利他主義的品格。誠然,儒家也承認君子也有不講仁愛的時候,孔子就從君子與小人對比的角度斷定君子也犯過不仁不義的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他甚至公開承認君子也有自己討厭的人和事:“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論語·陽貨》)

那么君子不仁、君子惡人與君子愛人是不是存在邏輯矛盾呢?筆者認為二者并不沖突。首先,儒家也承認圣賢會犯過失,君子并非絕對完滿的,同樣也會由于種種主觀和客觀的原因而不愛人。其次,就如孔子所說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一樣,君子愛憎分明,普遍地說他愛所有的人,特殊地說他對那些壞人、惡人就不可能愛也不應當愛。再次,君子具有通權達變的智慧,也具有既愛人又惡人的雙重選擇,他并非人們想象中的好壞不分的好好先生,而注重明辨是非、分辨善惡,因而也有君子之惡,這就是憎惡到處宣揚別人的過錯的人,憎惡處于下位而毀謗上位的人,憎惡看著勇敢卻不懂禮節的人,憎惡剛愎自用的人。

仁是儒家倫理的核心,作為仁智兼具的君子,作為具有較高才智、德性和能力的君子,儒家自然會突出他的重仁、近仁、向仁和行仁特質,自然更為彰顯他肩負起關愛他人的道德義務。曾子從如何交友的視域提出了“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的規范,而荀子則從語言倫理的角度強調“君子之行仁也無厭。”(《荀子·非相》)的觀念,孔孟則分別提出了君子以仁制欲的個人品性倫理和事君志于仁的社會公共倫理。

1.以仁制欲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追求富貴與規避貧賤是所有人向往的,就算君子也莫不如此。但是,區別于凡人,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就在于他時刻保守仁德,始終按照仁道原則來決定富貴與貧賤的價值取舍,而且他能夠在緊迫危機和顛沛流離之時無一不遵循仁德辦事。如此的以仁制欲行為,既是君子面臨各種人生際遇能夠超然于世的優秀品質,也是他深沉的為人處世態度所在。

2.事君志于仁

毋庸置疑,孟子君子之學最有原創性的貢獻是他提出了影響甚具的“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而孟子在儒學史上還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說,據此反對戰爭殺伐的霸道政治,而在討論君子如何侍奉君主時,他指出仁者不會借殺戮而爭得領土:“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于殺人以求之乎?”(《孟子·告子下》)并說:“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君子的政治倫理責任,在于事奉君主之時有志于推行仁道,致力于引導君主,使其行事合于理、當于道。為此,孟子主張運用君子治國,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推行什一稅的堯舜之道:“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

四、重義:情義君子

“情義無價”。儒家認為一個真正的君子必須善于處理義利關系,必須堅守人間大義,必須重義輕利,做到有情有義。

1.義以為上

孔子不僅著眼于社會治理視野,指出君子可以曉之以義而小人只能曉之以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還從德行倫理學角度主張“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君子對于天下的事,不承諾可以做與不可以做,只是依據道義來行事。由此表明,君子具有唯義是從的強烈道德責任擔當。與此同時,孔子從行為倫理的角度要求君子以義作為一切行動的根本,把禮作為行義的節制性準則,用謙遜的語言表達正義,用忠誠的態度來完成自己承擔的適宜的事務:“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進一步,孔子把義作為君子勇敢是否合理、是否帶來秩序的重要尺度和約束條件,由此強調君子必須把道義置于重要地位:“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他的弟子子路主張作為一個君子應當通過出仕為官來踐履推行道義的歷史使命:“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

既然君子是一位既具有仁義的內在品德又講求誠信的人,這就表明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真君子,是一個可以信賴的、負責任的、可靠的人。正因如此,曾子才斷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一個人假如可以把年幼的孤君托付給他,可以把一個小國委托給他輔佐,當國家面臨危急存亡的關頭而不改變節操,就是名副其實的君子。當君子接受了別人的委托,就有責任兌現自己的諾言,不顧一切地做自己該做的事,即使是忍辱負重以致舍生取義也在所不惜。

2.皆適于義

孟子不但指出齊國、宋國和薛國君王分別贈送饋金,之所以有時接受有時不接受,一切根據是否合義來決定,只要合義就都是對的:“皆是也。皆適于義也。”(《孟子·公孫丑下》)而且還以反問的方式不無感慨地指出哪有真正的君子會被人用金錢收買的道理:“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公孫丑下》)這表明,一名真君子應當挺立起以義為重、義以為質、義以為上、見得思義的道義責任,而決不能見錢眼開、見利忘義,不然就會降格為偽君子、假道學。

3.重視道義

荀子雖然并不完全否定人對利的正當追求,但是他推崇的士君子是那種“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荀子·修身》)的人,它遵循的人生準則是重義輕利,不同別人爭權奪利,講究的是心安理得、道義至上:“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荀子·修身》)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他不因貧窮困厄而松懈對道義的追求:“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

五、尚禮:謙謙君子

談及君子,給人的印象必定是講究禮貌謙遜、行為文明的人,如同英國古代的紳士。儒家正是在此意涵上對君子作了解說,塑造了“謙謙君子”“淑人君子”的人格形象。

1.無爭揖讓

君子講禮必定謙讓,使自己成為“謙謙君子”(《周易·謙卦·象傳》)。雖然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充滿競爭,但是孔子認為君子即便參與競爭也必須講究禮儀,應當守規矩:“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按照儒家一貫的重禮、尊禮的思想主旨,《禮記》提綱挈領地指出“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2.文質彬彬

禮貌與文明息息相關,故此儒家特別推崇君子的“禮文”修養。孔子曾經明確要求“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需要強調的是,孟子雖然也肯定君子要“中道而立”(《孟子·盡心上》),但他偏重于強調君子內在德性本質的修養而否定體現虛假恭敬感情的禮文的拘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孟子·盡心上》)而孔子則依據中庸之道十分注重君子內在的特質與外在的文飾有機結合,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因而主張應當在文與質之間保持中道、配合得當,以做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與此相一致,《禮記》也要求君子講究服飾、容貌、語言和品德,以實現內在德性與外在文飾的完美統一:“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3.恭而有禮

大概受到孔子“恭而無禮則勞”(《論語·泰伯》)思想的影響,弟子子夏安慰司馬牛說,一個君子只要待人處世做到“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那么“四海之內,皆兄弟”(《論語·顏淵》)。這表明君子應當對人既要謙恭、尊敬,又要有禮、近禮。論到聘射之禮之際,《禮記》闡明了君子在處理君臣、父子、長幼人際關系上堅持行動上極力推行禮節的風范:“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

六、重信:誠信君子

在儒家看來,不僅普通人要誠實守信,君子更應該講求誠信倫理,表現出訥言敏行、口惠實至和能為可信的氣度來。

1.訥言敏行

孔子特別強調君子的誠信倫理,認為一個君子應當少說多做:“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在回答弟子子貢所問君子之道時,他斷言做一個地道的君子理應在行動中兌現自己的諾言,等到做了之后再說出來,而不要只說不做:“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這意味著君子應當做一個講信譽的人。孔子倡導的為政之道力主“正名”,主張德位一體的君子一旦名位確定后,一定要說得出口;而說得出口就一定要做得出事,做到口實一致、言行合一,而不能馬馬虎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孔子更是強調君子應當以言過其行感到羞恥:“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

2.口惠實至

《禮記·表記》借孔子之言既講述了儒家的仁義之道,又著重論述了君子的誠信品格,提出了“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于位而寡于欲,讓于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等觀點。孔子更是告誡說:“君子不以辭盡人。”,“君子不以口譽人”,“君子不以色親人”,并明確指出:“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如果嘴上許諾別人好處而實際不兌現,必然給自己帶來怨恨乃至災害,因此君子與其承擔承諾的責任,還不如承受自己拒絕承諾造成的埋怨。用言辭送人情,用空話稱贊他人,答應給人好處又不兌現,如此華而不實、虛偽欺詐、面而無信的舉止不失為不負責任的小人做法,即使是正常的人也不認可,也不屑去做,更何況是處于上層的誠信君子,絕對為其所不齒、所不為。

3.能為可信

荀子彰明了君子崇高的己他觀,揭示了君子“能為可貴”“能為可信”“能為可用”等優秀品性: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于譽,不恐于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這段話中“恥不信,不恥不見信”,前一個“信”應為“信譽”和“信用”,后一個“信”應為“信任”和“相信”。在此,荀子從己他關系角度分別指明了人三種能夠做和不能夠做的情形,展示了人際關系中社會主體的自主性和制約性。在他看來,與“貴己”和“用己”一樣,別人是否“信己”,并不由自己做主,也不能強人所難,此乃對他人權利的尊重。但是,我卻可以確立以不修、不信和不能為恥的羞恥觀,也可以做到不被浮名所誘、不被誹謗所懼,還可以直道而行進而端正自己。按照責任倫理學的基本原理,義務、責任與人的自身能力、自由意志相匹配,“能為”可以推導出“應為”,“應然”出乎“實然”,“應當”來源于“是”。如此以來,荀子所說的“能為可信”也就內含著“應為可信”的道德責任。

七、貴和:中和君子

眾所周知,儒家提倡貴和、重和的價值觀,追求太和、樂和、政和、德和、人和、群和、中和等,而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儒家更是從人格理想角度強調君子要注重推進人際和諧——貴和尚中。

1.和而不同

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儒家的和學倡導《禮記·禮運》篇中說的“大同”而反對小人的“小同”和墨家的“尚同”。所謂“和而不同”,意思是說君子注重從事物差異和矛盾中去把握統一和平衡,而小人則追求絕對的無原則同一、專一、單一,這就從道德人格角度說明孔子推崇的是那種包容、調和、和解等君子型人格。君子遵循的為人處世之道,是既承認差異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過互濟互補達到人際之間的統一、和諧,這與人生境界不高的小人偏重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異的專一處世態度形成鮮明對照。

2.和而不流

儒家有時“中”與“和”獨立使用,有時則二者連用,構成了“中和之道”。而儒家貴和尚中,它所倡導的中和,既指自然中和、政治中和,也指心性中和、人倫中和。《中庸》不僅提出了“致中和”,并且指明了“中”與“和”的因果關系:“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尤為重要的是,《中庸》在儒學史上開創性地上升到君子人格層面論說中庸之道。一方面,它從君子修道、慎獨的思想邏輯上闡述了中和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從而建構了君子的中和人格。另一方面,它記憶中的孔子從無過與不及的辯證理性角度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等為大家所熟知的經典性觀點,依此闡發了君子的中庸人格。

進一步,《中庸》記載的孔子話語,從三個層面表達了君子與人相處的人生理念。其一是和而不流。在比較完南方人的堅強和北方人的堅強之后,孔子指出君子所欣賞的堅強品格是“和而不流”——與人和睦相處但絕不同流合污。其二是忠恕而行。孔子講:“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雖然會盡到為人的責任,按照做人的道理去處理他人的過錯,直到他改正為止,但也會履行人道的責任,依照體現中庸原則的忠恕之道,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不愿意做絕不會強加給他人。其三是不怨天尤人。孔子說:“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能夠安位、正位,他處于上位不去欺侮下位的人,處于下位也不巴結上位的人;君子注重責己,重視端正自己,但薄責于人,從不苛求于人,并且對別人毫無怨言,做到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

3.反對好斗

一個社會是否和諧,有時是由于一些人好斗引起的,因此要維護社會的穩定、秩序、和諧,就必須遏制某些人的好斗之心,抵制無良分子的好斗行為,而作為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理想型人格,君子更是義不容辭、責任重大。

《禮記》主張君子不爭:“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斗辨矣。”荀子則較為系統地分析了斗毆的不良后果、基本特性和主觀原因。從后果來說,荀子認定斗毆會帶來忘身、忘親、忘君三大弊端:“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荀子·榮辱》)從性質來說,荀子指出斗毆表面智慧實則愚蠢,看似有利實則有害,名義上光榮實則可恥,自認安全實則危險:“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荀子·榮辱》)從原因來說,荀子指明參與斗毆的人自以為別人是錯的、自己是對的,自己是君子別人是小人,從而導致以君子的身份與小人之間彼此互相殘害:“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荀子·榮辱》)這些從反面說明,荀子力主君子維護自己、親人和君主的利益,防止互相傷害,時刻保持人際之間和諧的氣氛。

八、振民:親民君子

儒家強調作為既有德又有位的君子,應當堅持“以民為本”的政治原則,展現出愛民、為民、利民、利國和心憂天下的高尚情懷。

1.振民為民

儒家經常把為民愛民的社會主體定格為君子,《周易》提出了許多經典性的君子為民愛民思想,它不僅強調君子應當涵養自我德行、接濟廣大民眾:“君子以振民育德。”(《周易·蠱卦·象傳》)還指出君子對人民要無窮地教化、思念他們,持久地容納、保護他們:“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周易·臨卦·象傳》)并且要求君子依據常德行動,致力于教化民眾之事:“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周易·坎卦·象傳》)

孟子的仁民說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的治道理念,闡發了君主和君子保民的政治責任,指出只要為民眾謀福利、謀生存,那么雖勞不怨、死而無憾:“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盡心上》)不唯如此,孟子還揭明了君子的五種教民之道,這就是:“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孟子·盡心上》)

王陽明主張人世間的君子應把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無間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的“良知”推及到治國、治民和治天下的實踐之中,做到“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關心“生民之困苦荼毒”。為此,他強調君子要把致良知作為自己的重要義務:“惟務致其良知”。

2.治國為國

程顥和程頤指明:“當為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茍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真正的君子治理國家時,如果竭盡一切心力還不能使之避免衰亡,那就只能聽天由命;但是假如出于履行自己的責任需要——“行吾義”,那么就應該像一個勇士一樣“見危致命”(《論語·子張》),一切艱難險阻都無法動搖自己的心志,即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處之泰然。

3.平定天下

《大學》建構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責任體系,與之若合符節,孟子凸顯了君子修身、平天下的責任擔當。他指出:“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蕓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孟子·盡心下》)君子之言為善言,它雖然淺近,內涵卻包含著大道;君子所守之道為善道,它體現了修身以使天下太平的宏偉理想;一些人的毛病在于放著自己的田地不好好耕種而去鋤別人的耕地,要求他人負重而自己承擔輕的。

筆者認為,舍己之田而蕓人之田表面上體現了舍己為人的利他主義精神,實際上,在孟子看來,這是放棄自己分內的本職工作。要知道,成人必須先成己,要想承擔起平天下的重任就務必注重自我修身,只有提升自我的才德水平,才能為平定天下奠定良好的基石;一個名副其實的君子應當勇敢地扛起修身平天下的重擔,像孔子要求的那樣“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做一個“以平天下為己任”的敢作敢當的君子。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既有德又有位的君子,是社會的道德精英和政治精英,更應該承擔起平定天下的重任。力主精英治國的荀子,其君子觀對此作了極好的詮釋。他說: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荀子·王制》)

“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上述引文表明,荀子通過天地、禮義和君子三者之間的關系梳理,深刻地展示了君子治理天地的責任: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禮義是天下治理的本源,而君子是禮義的本源;既然天地創造了君子,那么為了使禮義變得有頭緒、天下有秩序,治理禮義君子責無旁貸,而其中制作、貫通、積累、愛好禮義又是君子最原始的本分。

不可否認,荀子的“無君子則天地不理”觀念存在過分夸大君子治理天下作用的嫌疑,帶有較為濃厚的精英主義傾向。不過,它終歸彰顯了君子平定天下責任的指向。正如東方朔所言:“‘無君子則天地不理’之言說,一方面將安頓社會秩序的政治主體作了明白無誤的表述,另一方面,也強化了君子在整頓世道方面的能力和責任。”

二程把天下觀與君子觀相融通,同樣凸顯了君子關懷天下興亡的強烈社會責任感。程顥和程頤說:“君子有為于天下,惟義而已,不可則止,無茍為,亦無必為。”君子治理天下,沒有什么或為和必為,一切遵循道義;如果不合乎道義,就不去做。如果說有為于天下是君子應當履行的責任的話,那么惟義所在就是君子的德性倫理,而君子的所作所為天下責任必當建立在深厚的道義德性基礎之上。

九、余論

所謂君子氣象,是指君子所具有或呈現的氣度、氣局、氣概、氣派、氣韻和格局。就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社會氣象思想,筆者想補充說明的是:其一,儒家闡發的八大君子氣象以仁、義、禮、智、信等內在德性為支撐,以外在德行和容貌為體現,可謂“合內外之道”。單就外在氣象來說,猶如孔子講述君子“為政之道”時所說:“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論語·堯曰》),又如《禮記》所描述的君子“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其二,儒家的君子人格氣象不僅展現出崇高的德性與德行,同時還呈現出較高的智慧才能,體現了儒家一貫推崇的“仁且智”品格和格局,由此成為才智君子。這正如孔子強調的“君子有九思”(《論語·季氏》),子游聽聞孔子所說的“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其三,儒家所構想和倡導的君子氣象雖然呈現出許多與仁者、大丈夫、成人乃至圣賢相同的優秀品格,雖然君子是儒家論述最詳細、闡釋最普遍的人格類型,雖然儒家最為提倡“君子之道”,但它展現的精神境界終歸總體上低于圣賢氣象。恰如孔子指出的圣人盡管看不到,但假如能夠看到君子也就可以了:“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與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員


編審: 凌琪      責任編輯: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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